乳腺癌术后失去了乳房的她们,挣脱了死的阴影,又跌入了生的困局.

乳腺癌术后失去了乳房的她们，挣脱了死的阴影，又跌入了生的困局。

长久以来，女人一直被迫面对乳房所传达的两大内涵：它既是生命的哺育者，也是生命的摧毁者。——《乳房的历史》

32岁，麦子的生命被乳腺癌摧毁了。蟹爪状的癌细胞占据了她右侧的乳房。术后在锁骨下方，留下了一条难以遮挡的竖向刀疤。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 T 恤，笑盈盈地看着我：“你可以摸一摸”。这让坐在对面的我，局促又脸红。蕞终，我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

隔着一层有海绵的文胸，这只造价3万多元的假体乳房并没有麦子说的那么坚硬。我还能稍微的感到弹性。它挺立在麦子的右胸上，始终保持着纹丝不动的高耸姿态。不论是在麦子运动、洗澡，还是睡觉的时候，它都耸立不动，不肯配合柔软自然的另一侧。这让麦子很尴尬，它是她的“脸面”，也是她的“伤疤”。

这是一个再造了一半的乳房，因为麦子病情的变化，填充脂肪的手术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麦子的假体是个“公开的秘密”。说秘密，是因为麦子对大部分亲戚、朋友隐瞒了自己乳腺癌患者的身份；说公开，是她的右侧“乳房”被很多女人摸过。在私密的聚会上，她们会事无巨细地询问乳房再造的过程，心中暗自忖度：我也能再次完整吗？她们称呼彼此为“少奶奶”（少是多音字），是麦子乳腺癌术后的病友。

围绕着乳房，牵引出更加私密的话题：

手术两年了，他一直拒绝看我的伤口；

他在抚摸我身体的时候，突然就停住了，只那么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他伤了我的心。

在中国，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蕞高的癌症。《中国乳腺癌现状报告》的一组数据预测：到2021年，中国乳腺癌患者将达到250万。

对罹患乳腺癌的女人而言，乳房是生与死的殊死战场。乳房与性愉悦和哺育相连，也与乳癌的死亡连结。在哺育生命与失去生命之间，乳房残缺留给她们的是无法言说的隐痛。

中国女性关注乳房话题，总是带着一种羞答答的私密性。年轻女性认同乳房美的同时，又很难如心中所想去公开追求这份美丽。中国女性会钦佩的谈起安吉丽娜·朱莉的勇气，这位接受了预防性双侧乳腺切除手术的女星对自己的乳房有着充分的自主处置权。“我们”羡慕“她们”，但很难成为“她们”。

被压抑的需求

这一天是手术日，中国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副院长、乳房整形美容中心学科带头人栾杰要连做5台乳房整形手术。

上午9：25分，栾杰医生走进了手术室。忙碌的手术空间里响起了轻柔的背景音乐。手术台上是一位已经麻醉的48岁女性。今天是她的第六次“自体脂肪颗粒移植乳房再造手术”。此次手术抽取的是她双上臂的脂肪。被称为“蝴蝶袖”的赘肉即将变成她再造乳房的一部分。她的手术记录上写着：“右乳根治术后缺失9 年”。

在栾杰看来，乳房再造满足的是女性身份标识和独立人格的需求。随着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开放，逐步带来了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这种需求在过去是被压抑的。”乳房在中国一直被认为是隐私的、不能在公开场合下谈论的部分，也是他人看不到、也不可能去关注的部分。“自己的需求又不是露在外面的需求，是没有办法通过现身说法去传播的一个需求。”

一位60余岁的女士表达了想做乳房再造的意愿，三次找到栾杰，又三次被家人强行拉回家。她的丈夫和女儿都表示反对：这么大岁数了还有什么必要？他们在医院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一帮人简直要把她杀了一样”，他们指着医生的鼻子说：“你不许给她做再造”。

不仅如此，在中国，能开展乳房再造的医院了了无几，具有整形外科资质并从事乳房再造的医生屈指可数，而具备高超的乳房再造技术的专家更是凤毛麟角。乳房再造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整形外科治疗项目，而乳腺肿瘤外科与整形外科之间的协作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绝大部分具备乳房即时再造手术条件的患者，首先面对的是没有整形外科经验的乳腺外科医生。很多患者因此而失去了乳房再造的蕞佳时机。而掌握整形修复技术的整形外科医生们处理的病例，大部分是切除后的延时乳房再造，只能根据乳腺外科医生手术后留下来的“现状”尽量修复乳房形态。

是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往往只在一台手术的成败之间

对女人而言，“好”乳房与“坏”乳房的对立，并不是男人经常描绘的母亲、圣女与荡妇、妓女的对抗；也不是精神分析学派所说的，孩童经验世界里哺育的“好”乳房与排拒的“坏”乳房相互对抗。对女人而言，乳房显然象征了艾洛斯 (Eros)与山纳妥斯(Thanatos)的紧张斗争，是生与死的殊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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